竹内实教授在夜间来电话，邀我去天津市图书馆看日本书。睡意朦胧中我就答应了，全然没有考虑为什么放着北京的大批日本书不看，偏偏冒着蒸笼般的暑热去天津？图书，不就是把印着字的本子放在一起吗，在哪儿都应该是一样的。
星期日的早上，我们来到天津中环路上的图书馆新大楼，陆馆长、朱副馆长等负责人已经在恭候竹内实教授。见面交谈才5分钟，就说请我们看书去。熟悉中国官场排场的人们都会微感诧异，怎么这样简陋行事？看来那些还没有见面的图书才是真正的主人，它们对在座的爱书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。随着电梯的上升，我们一下子就被拉到16层楼上的书库里。书库很普通，书架也很普通，架上堆满零乱的日文书。我随手拿起布满黑灰的一大本书，取下陈旧的包书套，竟然是明治年间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，真是叫我喜出望外。1993年我去日本客座研究日本百科全书时，钻过几十家图书馆和古书店去查找这些图书，真够辛苦的，现在只费吹灰之力，它就呈露眼前了，怎能叫我静得下来！再拿起另外一本书，是线装和刻的诗画集。我简直搞糊涂了，在这个天津中心高楼上，如果是卡拉OK厅，我也见怪不怪，但现在是一排排沉重的书籍，仿佛是一排排老兵，满身征尘，伤痕累累，在经过漫长的跋涉之后，正按口令集中在此。他们在等待什么？我顺着书架慢慢地走过去，体验着它们跳动的心脉，查看着它们破烂的穿着。从书中字里行间，我渐渐感到它们依然是有巨大生命力。它们在无言地接受我们的检查，没有掌声和鲜花，它们依然在期望，有它们为中日文化交流重新服务的一天。
我们几个看书人，全被淹没在书架间，直到图书馆领导把我们拉回现实，去会议室的路上，竹内实教授坚定地说道：“我下次来的时候，要带铺盖卷来，带康师傅方便面来。”我心里想，怎么同我的想法一样？不过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这些图书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负责人白主任把她考证的结果坦然相告，把家珍一一数来。原来这里藏有6万部日文书以及大量中文书，是以1905年创建的“天津日本图书馆”为发端，比天津图书馆的前身———直隶图书馆还早两年，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图书馆，也是日本在中国所建最早的图书馆。这些图书曾经迎接大量读者来利用，直到抗日战争结束。后来这些图书在库房里沉睡了半个世纪，直到馆长邀请竹内实教授作为重新拜访这些图书的第一位日本人，开始了书籍的新生。这些图书的来源是清楚的，采购和捐赠各占一半，捐赠的团体相当多，例如有东京骏河台图书馆、日比谷图书馆、大阪市图书馆、北平国立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协会、商务印书馆等。这些日文书自然是从日本来的，曾经被仔细登录和流通，原因是它们开始是属于日本在天津居留民团的。
日本在天津居留民团，就是说曾经有几万日侨在天津生活工作几十年。在这些图书里就整理出几乎一整套居留民团的资料，不单有其成员、结构、活动等，能详细到几乎每一天，日侨参加天津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。这些图书不过是他们的文化食粮罢了。但是在中日新关系的今天，这些图书已经被历史赋予新的使命和见证重任。所以竹内实教授在发言中高兴地说了许多，除了他作为日本学者的愉快心意之外，已经在预测，当这批硕果仅存图书的消息在日本散开后，会有多少日本人前来利用？应该怎么利用才合适？
我坐在旁边，能说什么呢？我自己就是想尽早带铺盖来看书的人，对这些图书的重生意义，我能够说上一大堆赞美词语。感谢天津图书馆的爱书人，他们为中国文化保存了一块干净的人文空间，自己的牺牲是可以想象的了。我只能想：当这些流落中国近百年的日本图书，在一间“日本在天津居留民团展览会”场上和公众见面的时候，它们的笑脸和中日人民的笑脸互相辉映，我能够举起照相机，拍下那美丽的画面。
图书，你活着！
